滄州渤海新區醫藥行業協會

Cangzhou Bohai New Area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延伸閱讀|產業集群的創新之道

來源:中國工業和信息化

讀而思

創新集群是由創新型企業、科研機構、大學等創新主體所構成的地方合作網絡,是有利于企業自主創新的地方環境。創新集群是新的區域治理模式,通過產業集聚、知識外溢和集體行動,促進相關企業和支持性機構緊密互動而加速創新,在特定的技術發展方向上引領世界潮流,維系持久的國家競爭力。創新集群需要制度創新,創造公平透明的環境,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創新集群需要長遠目標并兼顧社會責任。

王緝慈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清華大學21世紀研究院兼職教授

本文發表于《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雜志2019年8月刊總第15期

新一輪的產業集群(以下簡稱集群)熱正在各地興起。盡管政府在推動集群發展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霧里看花或“穿新鞋走老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本文試圖從集群的要義、產業集聚和集群理論的淵源,以及集群興起的技術和組織背景出發,來觀照我國產業集群的幾個基本問題,冀望對制定集群政策、戰略和規劃并實施提供一點參考。

促進產業創新是集群發展的要義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共同發布的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我國“產業集群發展”排名第26;“融合創新”排名第58;“產學合作研發”排名第27。可見,集群發展是國家創新的重要標志,而融合創新和產學合作研發的水平與集群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集群應是相關企業和機構近距離協同作用的社會網絡,是促進創新的產業社區。產業創新既取決于創新型的企業家和科技人才,也取決于知識學習過程中企業之間、產學研之間關系的質量、強度及其網絡結構。全球競爭的復雜形勢、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國家和地方制度創新的調整,或刺激集群升級,或迫使其消亡。創新是集群發展的第一要義。

美國戰略管理學家波特認為,產業集群可以提高企業、區域和國家的競爭力;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產業集聚可以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意大利社會學家別卡提尼認為,產業區內創新環境可以促進企業創新;世界銀行國際投資報告認為,國際投資向集群區位而不是低成本生產要素區位轉移。國際分工深化,國際認同的管理知識、編碼化的專業技術知識,以及可替代的或可模仿的硬件生產正在向全球擴展,國家和區域獨有的競爭優勢卻蘊藏和粘結在地方創新集群之中。集群促進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功效,使其受到各國決策者的青睞和國際機構的提倡。

雖然產業集聚可以促進外部經濟快速成長,從而降低成本,產業集聚的企業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學習氛圍中可以促進技術創新,然而,產業集聚和集群促進創新的功效不是自動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的低端集群(又稱為“準集群”)中,相互學習、技術溢出和促進創新的效應可能產生,也可能不產生。

產業集聚與創新集群的理論淵源不同

學者對產業集聚進行研究已有百余年,相關詞語如產業綜合體、地域生產綜合體等,都可以歸于增長極的理論范疇。這類集聚理論假定只要一種產業(通常指大企業為主的重化工業)落到一地,就會通過投入產出,像滾雪球一樣引起連鎖的積累效應,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并將增長效應擴展到鄰近地區,如鋼鐵、煤炭、石油化工、重型機械等集中型產業就是這樣的例子。增長極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法國的佩魯和他的弟子發明的。二戰后經濟復蘇,該理論為政府強勢介入經濟活動提供了依據,但在推廣過程中失去了其初始含義和知識嚴謹性。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增長極項目未能達到初衷而被遺棄,至今,將不切實際的期望作為政策設計目標的現象仍然存在。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學者將技術進步和創新、產業組織、制度等納入產業集聚的理論探討,突出了內生增長,出現了以創新為要義的集群理論。

美國波特的集群理論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所有部門都獲得成功,各國只能在本國有特色的產業中獲得國家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產業的企業群聚在個別城市或地區。2009年,波特和科特爾斯在《產業區手冊》一書中強調,集群是專業化的知識、技能、基礎設施和支持性產業在提高生產率方面作用的自然表現,而不是由某種途徑在給定區位的活動之間創建相互依存關系所定義的。集群是由供應商關系、共同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果的組合所驅動的。集群有三個維度,即地理維度、活動維度和商業環境維度。集群的健康關系到企業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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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理論的另一個主要淵源是新產業區。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意大利學者別卡提尼用馬歇爾在1898年的產業區概念,挖掘中小企業的集群效率,強調地方創新氛圍、居民社區和生產系統的相互滲透。技藝知識隱含于日常生產和生活中,通過在干中學而傳承;任何技藝的改進都需要他人的合作和響應。知識和信息資源會向創新環境優越的地方匯集,形成創新的勢能,這對于時尚產業的設計和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活動尤為重要。

集群理論興起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

在以電子信息技術與互聯網的應用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產業集聚在發達國家重新被強調,即集群理論興起。20世紀70年代末,發達國家從大批量標準化生產的福特制轉向小批量多批次為客戶定制的所謂后福特制。大型企業垂直一體化的組織發生分離,而專業化中小企業分工協作的靈活的地方生產系統——集群的競爭優勢凸顯。美國的好萊塢電影產業集群就是在電影產業組織變革的條件下形成的,而意大利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州,以及日本東京大田區都是中小企業集群成功的典型案例。

當下,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悄然到來。創新活動日益復雜,創新的速度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AI)、物聯網、虛擬現實/增強現實(VR/AR)、可穿戴設備、3D打印、無人駕駛汽車、石墨烯應用、基因測序(精準醫療)、量子通信、高端機器人、云服務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已經在一些國家走出實驗室,步入產業化階段。一些看起來完全不相關的產業也開始跨界融合,很多新技術運用到傳統產業中,創新往往在產業的邊界上出現。看起來,信息交流和生產過程受距離的限制減弱了,但由于需要隱含經驗類知識的交流,距離對創新的影響反而增強,復雜和大技術系統的創新尤其如此。例如,面積只有1平方千米的荷蘭埃因霍溫高技術園吸引了來自85個國家150多個全球領先的科研機構和快速成長的高技術公司,在健康、能源和智能環境領域服務于全球,被評選為每平方米知識專利數居世界首位的智能社區。

發達國家的創新街區所呈現給世界的,則是開放式創新背景下的創新空間圖景,以用戶為中心,在真實的實驗環境下開發新技術,將新技術落實至社區。在波士頓、巴塞羅那、埃因霍溫、赫爾辛基、首爾等城市,建設創新街區正在成為發達國家城市的新戰略,大城市成為匯集年輕科技精英和孵化獨角獸之地。

我國的產業集聚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聚現象也非常普遍,研究發現,集群中近距離的產業聯系并不能保證促進技術創新,產業集聚機制是經濟外部性而非技術外部性(技術溢出)。例如肯尼亞、加納和南非的六個集群有利于接近市場,即使企業家在很近的地理范圍內一起生活和工作,也很少共享信息和知識溢出。

在我國,歷史上依賴工匠技能而出現產業集聚的地方很多,如以制造瓷器聞名世界的景德鎮等,以及“二五”期間建設的以鋼鐵、煤炭、石油、化工、電力、制糖、建材等產業集中的工業區和工業城鎮。前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例如哈爾濱與電站設備相關的工廠(電機廠、汽輪機廠、鍋爐廠等)等都是按產業集聚原理近距離建設的。然而,模仿前蘇聯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自上而下的工業化不能面對開放環境下競爭的挑戰。

2010年出版的拙著《超越集群》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集聚區分布,有以大型企業為核心的重化工業集聚,也有主要為中小企業的消費品產業集聚。參與集聚的企業往往不拘泥于特定的行政邊界,還常常突破部門分類標準,這給我國計劃經濟“條塊分割”的管理體系造成沖擊,給經濟管理部門提出新的課題。從全國、省區,以及城鎮的不同地理尺度都可以觀察到產業集聚現象,而以區縣或鄉鎮為單位則可能看到更細的產業集聚和地理分工格局。

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專業化區域是發達國家跨國生產重組的產物,可能會受到少數高度專業化的制造過程的限制。因此,即使高技術產業,也要將依靠內力的高技術創新集群和內外力結合的高技術生產集群區分開來。認識集群不應該只關注企業在一個地方共生和集聚的好處,而要知道集群會轉移、衰退甚至消亡。我國東南沿海的基于低成本的集群中,一些工廠轉移到了北方和中西部地區,甚至到了國外,這提醒我們要設法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生存發展的困難,促進集群轉型升級。

外貿導向的集群需要向內需導向的集群演變

外貿加工集群的形成是全球和地方張力的結果,離不開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大背景。我國集群的發展與發達國家應對衰退的努力是在同時期內發生的。發達國家制造業分散化并轉移到我國,我國改革開放抓住了機遇,外貿導向的集群(專業化產業區或專業鄉鎮)在自下而上的工業化浪潮中應運而生,其供應鏈為國內外大企業的采購和生產提供了降低成本和提高靈活性的絕佳環境。根據形成的年代,這些外貿導向的集群可以分為兩類。20世紀70-80年代,發達國家企業將處于產品生命周期末端的生產活動外包出去,充分利用了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的低成本,以及優惠政策,促使了我國服裝、鞋類、玩具,以及廉價的電子產品等低技術集群的形成。90年代初,發達國家軟件服務業和生物制藥業等研發外包延伸到海外,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和充足的白領工人,甚至臨床試驗條件,并開拓了中國市場,服務外包活動促使我國軟件、制藥、動漫等高新技術和創意產業的集群形成。

外貿加工導向的集群制造了大量廉價的工業產品,其中出口“世界第一”的上千種之多。這類集群有降低成本的功能,有利于跨國采購商和合同制造商,但它對建立國家和區域競爭優勢的作用卻是有限的。它們還處于降低成本而非促進創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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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集群的實際作用及其動態關系應進入研究視野。我國的集群優勢越來越多地被跨國公司認識、利用和控制。我國的集群作為發展制造業的重要基地,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將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的隱患。當下,我國既要擺脫出口依賴,又要保護傳統制造業的就業機會、保持社會穩定,因此,外貿導向的集群向內需導向的集群轉型迫在眉睫。

集群治理體現為眾多主體的合作行動

集群政策的意義在于:一是知識溢出。企業之間的合作和產學研之間的聯系是產生知識溢出效應,提高知識創造、擴散和吸收能力的關鍵。二是促進創新。重要的創新信息來源于企業外部,如供應商、客戶和競爭對手。企業之間的信任、共享的規則和互惠,能夠有效地促進知識的流動,促進集群內企業的創新。三是激發共同需求。集群為決策者提供了激發集體商業需求的可能性,確保以最低成本的方式來獲取公共利益。

常見的集群行動計劃包括:一是構建關系。促進網絡、建立聯盟、加強包容性、拓展集群外部的聯系。二是加強技能培訓和人才培養。創建研發中心或技術中心、構建培訓網絡、尋找并招募高端人才、深化技術訣竅。三是打開全球通道。四是激發創新。投資于創新中心,設立集群研發的基金,鼓勵研發的網絡,實施強調設計的創新戰略。五是刺激創業精神。支持創業家網絡、設立專業化的孵化器、進行創業培訓等。

任何公共政策要想獲得成功,必須使企業及機構取得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停留在自上而下的號召或者通過公共部門權威來推進。地方行為主體(政府、企業、公共機構和城市居民)要共同參與設計和支持集群政策,促進不同行政管理部門的合作,將治理目標定在真正發展具有競爭力的集群上。根據國際經驗,集群政策的制定者可以是政府機構,或私人團體和協會,或準市場組織。一般來說,真正的創新集群是地方要素協同作用的產物,是長期自發形成的,主要由市場推動。集群的發展要靠自下而上的內生動力。政府主要作為促進者發揮作用。

集群政策既涉及中央政府,又涉及地方政府。一般來說,政府充當中介的作用主要在集群形成的初期,不能長期以政府的介入為主。當集群發展到一定規模,就要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政府尤其要重視行業協會,使行業協會建立起政府和企業之間溝通的橋梁,并為企業提供廣泛的交流機會。

由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大企業或官產學研合作設立的技術服務組織,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外部創新資源,是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如下:一是促進企業之間,企業和大學科研機構、政府之間的聯系與合作;二是促進知識和技術的產生、傳播和轉移;三是使企業間接獲取其他企業創造的知識和能力;四是改進工藝,提高生產效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的技術服務組織為創新集群創造了很好的經驗,我國的廣東等省,集群(如廣東的專業鎮)中的技術服務組織已經有二十來年的歷史,為當地集群的升級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從整體來看,我國并不缺乏產業配套的制造工廠和車間,而是缺乏研究和開發的關鍵人才、關鍵技術,缺乏創新型企業,缺乏企業之間的合作,缺乏創新的環境。

集群治理體現為集群內眾多主體的合作行動,例如保護知識產權,加強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建立技術創新中心,促進產學研合作;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制定行業標準,規范市場行為;促進產業聯系,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效率;投資環保,以及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等。其中,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

通過建園區發展創新集群并非易事

所謂創新集群,其企業之間不但在產業價值鏈環節上直接或間接相關,而且具有在企業誠信和合作愿望基礎上的社會聯系。而那些僅僅存在空間共享而沒有產業聯系的現象(例如很多產業園區)不能稱為集群,更不是創新集群。創新集群應該是促進企業繁衍及其互動和創新的發動機,能夠促進內生發展,使產業根留本地。這種“粘力”會不斷自我強化,使區域獲得可持續發展。

有些地方把經濟的發展問題簡單地歸結為“產業鏈條短,延伸不足”,缺乏終端產品或缺乏原材料市場。實際上,企業間和產學研機構之間錯綜復雜的產業聯系很難通過事先的規劃實現,往往需要頻繁的正式交易和非正式交流,并發生于一定的法規(如知識產權保護)和制度背景之下,以及約定俗成的社會網絡之中,而誠信是結成合作伙伴的關鍵。

無論是新區新城建設,還是老工業區搬遷改造,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推進產業集聚的口號。工業園區、科技園區和創意園區等是通過規劃而使企業共棲的載體。“筑巢引鳳”式的開發區發展模式逐漸顯現出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園區分散、面積過大、企業聯系和分工缺乏、專業化服務不足、停留在低增值環節等問題。盡管有事實表明,集群可能在園區的基礎上發展,但這需要較長的時間和不懈的努力。例如,斯坦福研究園和新竹科技工業園就實現了從產業園區到產業集群的演進;而法國索菲亞—安蒂波利斯科技城則從地理鄰近轉化為組織鄰近,實現了從衛星平臺到技術城的轉變。

國內外市場環境瞬息萬變,如果園區不能有效營造健康的創新環境,就有可能落入企業之間不合作的“集聚陷阱”。為此,在城市的開發區內,以及在成熟的甚至“老破舊”的城區內,營造創新創業氛圍至關重要,而強調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創新,探索“政-產-學-研”協同發展的機制,培育跨界融合的創新集群是遠期的目標。

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國大多數園區都不是集群,將傳統的園區轉化為創新集群并非易事。一些相對落后而沒有足夠企業的地方,企圖用建園區的手段來發展創新集群是有風險的。

制造業集群的創新之路是跨界融合

我國發展集群的任務是孵育創新集群,而不是繼續打造追逐低成本的集群。那些依賴海外市場的外貿加工集群,企業之間往往爭奪定單,缺少本地聯系,需要在產學研結合、學科交叉和產業融合方面進行深刻變革。現在,為出口“中國制造”產品做出大貢獻的外貿加工集群失去了其神秘感,而建設先進制造業集群和新興產業集群的戰略正在實施。例如,最近寧波市提出建設“246”產業集群的口號,即2個萬億級產業集群,4個五千億級產業集群和6個千億級產業集群。但是,如果只是降低成本、招商引資和規模擴張,追求GDP、出口創匯等短期收益,是遠遠不夠的。

新一輪的“產業集群熱”特別注重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先進制造業集群。集群是跨行業的概念,拙著《超越集群》以深圳的數字電視集群為例已經做了說明。對于先進制造業的重點方向——新一代信息通信,軌道交通、航空、船舶及海工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工程機械及農機裝備,人工智能,軟件和信息服務,綠色化工,新材料,集成電路,能源裝備,新型顯示和智能家電,智能網聯汽車,生物醫藥,現代紡織服裝等產業來說,假定各個產業都存在集群的話,都是跨行業或交叉融合發展的。

深圳的制造業集群是走創新之路的典型。深圳的創新集群是在出口導向型的國家戰略基礎上,介入全球價值鏈之后發展起來的,得益于政府的改革不斷深化,以及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營造出公平、制度化的營商環境。先進的行業協會、發達的跨界合作知識網絡等,使深圳不斷衍生出創新的產品,吸引到高端的人才。

深圳的無人機、LED、機器人、VR/AR、新型可穿戴設備等很多產品都得益于跨界創新。例如,無人機產業需要高強度碳纖維,而深圳傳統產業中的漁具和高檔自行車帶動了高強度碳纖維等新材料行業的興起;無人機生產所需要的高精度鋁加工、高密度電池與多功能集成電路等是由深圳手機廠商的制造能力所支持的。深圳市政府則引入了占無人機的成本不到2%的某種必需的磁性材料生產線。

深圳醫療器械創新集群也是在與電子產業的交叉上發展起來的。由電子產業中的電池配套發展起來的新能源產業,使深圳的鎳鎘、鎳氫、鋰離子電池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包括電池、電機、電控、整車等生產和服務企業。

同時,深圳的傳統產業集群正在向高端升級。

制度創新是集群競爭力之本

我國的集群已經培養而且正在孵化出大量創新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但是,在產學研合作、學科交叉和產業融合等方面還有大量問題。因此,克服創新障礙的制度創新是關鍵。一些集群在制度創新方面開始了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上海市松江區與啟迪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上海G60分析技術產業集群的過程就是制度創新的過程。

2018年3月,松江區政府出臺了《關于支持G60科創走廊分析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的若干意見》專項政策。4月,上海G60分析技術產業集群的核心機構——上海分析技術產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成立。同時,松江區已聚集了分析技術領域的企業40余家,涵蓋了高端分析儀器、檢測技術與生物分析、分析儀器核心零部件、試劑耗材以及新材料等領域。研究院創造性地實施服務資源換股權方案,解決初創團隊場地租金、儀器采購和使用等方面的資金投入難題,使創業企業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研發和產業化方向,同時配套創投基金,為企業提供后續融資支持。

綜上,我國迫切需要的是促進產業創新的集群。在地理上鄰近而在產業領域上相關的企業、科研機構、大學和其他支撐服務機構緊密地聯系和互動,尤其是跨界合作,并不斷吸收集群以外知識,可以實現技術創新。

創新集群是由創新型企業、科研機構、大學等創新主體所構成的地方合作網絡,是有利于企業自主創新的地方環境。

創新集群是新的區域治理模式,通過產業集聚、知識外溢和集體行動,促進相關企業和支持性機構緊密互動而加速創新,在特定的技術發展方向上引領世界潮流,維系持久的國家競爭力。

創新集群需要制度創新,創造公平透明的環境,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

創新集群需要長遠目標。集群內的利益相關主體對地方長期發展目標要達成共識。

創新集群需要兼顧社會責任。集群發展不僅關注短期的經濟收益,還要兼顧地方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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